![葉子龍[紅軍戰士]](/img/7/676/nBnauM3XzUzM4czMxADM2AT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wAzL3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葉子龍[紅軍戰士]")
革命生涯
參加革命
葉子龍原名葉良和，在其少年時代，中國革命浪潮風起雲湧。1930年8月，經本鄉井泉村一位叫卜三的共產黨員介紹，他與家鄉的另外四個差不多大的小夥伴一起，輾轉到了株洲，在那裡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為了不給家裡添麻煩，同伴們相繼為自己起了新名字，他們建議葉良和也換個新名：“你叫趙子龍吧！”“那怎么成，趙子龍可是‘三國’里的大英雄。”“那就叫子龍，還姓葉吧。”於是，葉子龍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起初，他在黃公略率領的紅六軍機關槍連當戰士，當時他還不滿14歲。
參軍後第一次直接參戰的印象是難以忘懷的，那是第一次反圍剿殲滅國民黨18師的戰鬥。當時剛參軍4個月，在機槍連，他們軍承擔的是正面阻擊的任務。那一仗打得非常艱苦，但最後勝利了，打掉了敵人一個師部兩個旅，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
任弼時和葉子龍（右）在延安 紅軍中的報務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戰役以後才有的，1932年年初，葉子龍又經過短期培訓，調到紅三軍司令部擔任譯電員。這期間，在江西永豐縣，經李國興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長征前夕，又到了鄧發領導的中央保衛局紅軍工作部。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結束了歷時一年之久的艱苦卓絕的長征，新組紅一方面軍，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彭德懷任司令員。10月底，毛澤東等離開吳起鎮到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甘泉縣下寺灣村，與紅二十五、二十六軍會合。也就是在這時，葉子龍從紅軍工作部調到中央軍委機要股任譯電員。
機要股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中央和軍委檔案電報的收發與傳遞，妥善保管檔案，並迅速、準確地溝通中央軍委與紅軍各部的文電往來。所以，由於工作的關係，機要股的同志能經常見到毛澤東等中央和軍委的首長們。當時的機要股長是劉三源。
那時的報務通訊用的是一種叫做“豪密”的密碼，是周恩來親自編的。由於這種密碼簡便實用，保密性強，被使用了許多年。
1935年11月的一天，在下寺灣村，葉子龍收到一封急電，是發給毛澤東的。他還按老習慣，把電文交給毛澤東的參謀黃有鳳。由於黃友鳳有事便叫他送去，也許是對話聽出了葉子龍的湖南口音，從那以後，再傳送電文，就無須過別人手，都由葉子龍親送毛澤東了。
此後不久，劉三源調到紅一軍團工作，葉子龍被任命為機要股長。後來黃有鳳也調走了，葉子龍奉命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從此一乾就是27年。 葉子龍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時年僅19歲。時任中央軍委機要股長的葉子龍，因中共中央及軍委與中共各地組織及前線各部隊電報的頻繁往來，天天和毛澤東打交道。
毛澤東在起草電文時，葉子龍通常就站在他的身邊等候。有的電文短，等幾十分鐘或一個小時，就能拿走。有時電文比較長，也不太容易回復，等三四個小時的情況也不在少數。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前收到過張、楊的密電；江青托葉子龍轉交戲票給毛澤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的訊息傳來。以後的一段日子，來往電報特別多，有西安的，南京的，還有蘇聯的，葉子龍整天忙得團團轉。毛澤東的窯洞裡，連日高朋滿座，大家聚集一堂，熱烈討論。整個保全都籠罩在一種緊張、亢奮的氣氛之中。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與張學良達成了協定，張同意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移駐延安。1936年12月18日，紅軍先遣部隊接管了延安城防。1937年1月13日，葉子龍跟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機關正式進駐延安城。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圈閱制度
1948年3月的一天，胡喬木來到機要室，說要查找一份電報，是中央工委發來的，內容是關於土改方面的。葉子龍說主席已經看過了。可胡喬木說：“我也記得主席看過這份電報，但他說沒看到，還跟我發脾氣了。”
毛澤東處理電報，閱後大多數情況要給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傳閱。葉子龍就讓他看看是否在別的領導處，他說：“都問了，沒有。”這時，毛澤東又打電話過來，葉子龍抄起電話，只聽主席說：“怎么搞的嗎，連個檔案都管不好，你要注意呢！”
葉子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急忙去找，結果從檔案堆里翻了出來，只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檔案後，就在頭一頁上畫個勾，所以葉子龍就說：“主席，這份電文您已經看過了。”毛澤東聽了有些不高興，說：“我根本沒有看過！”由於上面只有勾勾，從勾勾上的確看不出究竟是誰畫的，所以到底誰看過，誰沒看過，誰也分辨不清楚。
這時胡喬木替葉子龍打了一下圓場，說是畫勾這種方法有缺陷，許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誰看了誰沒看，就分不清楚了。沒記準誰看了，誰沒看，責任不全在葉子龍。
晚飯後，葉子龍拿著西柏坡發來的電報，與胡喬木一起來到毛澤東的房間。胡喬木說了關於改進檔案管理的方法，並說：“您如果同意我們的意見，以後就不會再出現這樣的問題了！”
毛澤東說：“立個規矩也好，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說著，他在一份看過的檔案上面工工整整地寫下“毛、周、任、賀閱”的字樣，然後在“毛”字上畫了一個圈，並簽上了日期。他把檔案交給胡喬木二人，嚴肅地說：“這樣可以嗎？畫圈為證，以後就這么辦。誰出了問題誰要負責任啊！” 領導人傳閱電報檔案在署名上畫圈的制度，就這樣形成了，直到現在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岸英犧牲
1950年11月8日中國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彭德懷司令員的帶領下，渡過了鴨綠江，參加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毛澤東把他寄予厚望的長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線。毛澤東送兒子上戰場，固然有對之多予磨練的意願，但更主要的還在於“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還去”的思想。毛岸英在志願軍總部，除了做俄語翻譯外，還擔任機要秘書，同葉子龍原來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給志願軍的重要電文，都是由他接收、譯出、轉交的；志願軍總部發回國內的重要電文，也是經他手發出的。 毛岸英犧牲後，彭德懷立即給黨中央、毛澤東發來了電報。羅光祿、高智把電文交給葉子龍時，葉子龍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給毛澤東。於是他拿著電報先找到周恩來，請示如何處置。周恩來要他暫不要交給毛澤東，這樣瞞了一段時間，沒向毛澤東透露。
過了些天，彭德懷來了一份關於在朝作戰的重要電報使葉子龍感到無法再對毛澤東隱瞞岸英犧牲的事情了。彭德懷的電文說：前次電文機要秘書譯電有誤，因而要求中央對作戰重新給予指示。譯錯電文，屬重大失誤，因此必須向毛澤東解釋。葉子龍又向周恩來請示，如若毛澤東詢問如何回答。周恩來說：“告訴毛主席此時的機要秘書已經不是岸英了，同時把岸英犧牲的訊息也告訴他吧。” 葉子龍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手拿兩封電報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他正在沙發上看報紙。毛澤東像往常一樣，放下報紙，接過電報看了起來。毛澤東將那份簡短的電報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鐘，他的頭埋得很深，當他抬起頭來時，沒有眼淚，沒有任何表情，臉色非常難看。他向葉子龍擺了擺手，說：“戰爭嘛，總會有犧牲，這沒有什麼！”
葉子龍聽完後，小心翼翼地退了出來。
離開主席
毛主席與葉子龍（右） 1949年9月，毛澤東從香山搬進中南海，住進了豐澤園菊香書屋，葉子龍一家也隨之搬進了豐澤園西北側的靜谷。葉子龍住的是一幢兩層的小樓，樓下是辦公室。
毛澤東進中南海後，中央辦公廳的幾個主要部門也陸續搬進了中南海，機要室是分批幾次才全部搬進中南海的。毛澤東從1952年開始頻繁地到全國各地視察，從那時起的近10年時間，毛澤東的大部分視察活動都要葉子龍隨行。毛澤東到哪裡去，見什麼人，事先都要由葉子龍去通知，作安排，必要時還要葉子龍去打前站。
那時，正逢連續三年的全國性自然災害，毛澤東很苦惱，有一次，當著葉子龍的面說：“他們為什麼不說實話？到底為什麼？”
1960年底，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之年。
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澤東突然讓葉子龍通知在他身邊工作的李銀橋、林克、高智等幾個同志來，說是要在一起吃頓飯。大家很快到齊了。餐桌上照例沒有酒肉，只是比平時多了幾樣蔬菜。
這一晚，毛澤東講了很多。飯後，大家回去休息了，毛澤東仍像往常一樣繼續工作。他在當天深夜寫了一封信：“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小封、汪東興七同志認真一問。除汪東興外，你們六人都下去，不去山東，改去信陽專區，那裡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些。我給你們每人備一份藥包，讓我的護士長給你們講一次如何用藥法。淮河流域氣候暖些，比山東好。1月2日去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使你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請江東興同志作準備。你們如果很飢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毛澤東”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葉子龍等經過短暫的學習培訓，很快就下去了。
這次是到河南農村，時間長達半年。下去這樣長的時間是不同尋常的。葉子龍已經有種強烈的預感：他要離開中南海、離開毛澤東了。
1962年春的一天，毛澤東與葉子龍進行了一次長談，說：“你最好離開中南海，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還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還說：“我快七十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你也不年輕了，這裡不是長久之計，對你們的進步不利，走也好。他還說：“我死以後，你會看到人們對我的評價，二八開，三七開，隨它去！自有後人評判。你也是三七開、有缺點，這不要緊，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么，今後改正就是了。”談話後，他破例送葉子龍到門外，並主動提出一起照個相。這是葉子龍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毛澤東單獨合影。
從此，葉子龍懷著深深的眷戀，告別了跟隨多年的毛澤東，離開了中南海，再也沒有回去。
竊聽事件
毛澤東工作時最怕別人打擾，在這方面，他的“抗干擾”能力很差，因而錄音工作曾受到毛澤東的幾次批評。特別是1961年毛澤東南巡時，他發現自己這一行人中有機要室負責會議錄音的人員，大發脾氣。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這件事被人為地捏造為在毛澤東身邊私設竊聽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個株連許多人的冤案。葉子龍是當事人和受害人之一。
葉子龍跟隨毛澤東幾十年，他知道無論在任何時間和地點，毛澤東的一言一行，都有強烈的目的性，對他講過的話，要特別留心地記住。葉子龍當時作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和中央機要室主任，總想儘量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葉子龍曾多次向楊尚昆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過這個想法，於是想到了錄音的辦法。
葉子龍的初衷是，通過機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領導特別是毛澤東工作方便，順心順手；為領導提供檔案信息既快又準；會議準備和現場服務滴水不漏。隨著時間的推移，機要室的工作越來越不適應實際工作的需要。1956年以前，機要室作為中央的核心秘書部門卻沒有記錄人員，更沒有現代化的錄音設備，機要室本身沒有中央領導和毛澤東的講話、談話的文字和錄音材料。為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葉子龍幾次與中辦主任楊尚昆談這個問題，並請示周恩來，開始籌劃錄音工作。1956年下半年開始陸續購置了錄音設備、培訓了專職錄音人員。
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變成了“竊聽器事件”，被誣為“在毛主席身邊搞特務活動”，“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搞情報”。在中發[66]277號《中共中央檔案》中說，楊尚昆同志“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975年中央特偵組審查小組辦公室給葉子龍和周恩來的秘書康一民、劉少奇的秘書吳振英所作的政治結論說他們“在楊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邊安設竊聽器，進行秘密錄音活動”。
實際上，毛澤東對錄音問題曾有過具體指示，他曾對葉子龍說過：“錄音要搞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機要室著手對錄音工作做了許多明文規定。這個規定送給毛澤東看了，他表示同意。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有的是請示中央辦公廳領導或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的，有的錄音還是毛主席指示要錄的。所以所謂“竊聽”是根本不存在的。
1961年，毛澤東為在他的專列上安錄音設備的事曾發了一次大脾氣。其實那次，葉子龍正在河南農村搞調查研究工作，這事根本就沒參與，但仍被牽連進去，並受了組織處分。
在所謂的“秘密錄音”一案中，許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正因為所謂的“竊聽器事件”，葉子龍被監護審查了近7年時間。
後來，毛澤東得知葉子龍的處境，親自過問，說葉子龍政治上沒有問題，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對待他。不久，葉子龍獲得了釋放。
終於，1980年5月10日，中央辦公廳黨委批覆，同意中央辦公廳政治部3月24日為葉子龍平反的決定。決定說：文化大革命中對葉子龍同志進行監護審查和1975年對其所做的政治結論，都是錯誤的，純屬錯案，決定徹底平反，將一切誣陷不實的材料從檔案中抽出銷毀。補發在監護審查期間停發的工資。
晚年生活
1977年9月至1978年10月任北京市機械工業局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北京市機械工業局副局長。1979年9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務委員。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副市長、市委政法委員會副書記。
1982年11月至1987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諮詢委員會委員。1983年7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諮詢委員會委員。曾兼任中國政法大學籌建組成員。1992年6月離職休養（享受市長級待遇）。
人物成就
任北京市副市長、市委政法委員會副書記期間，加強政法隊伍建設，妥善安置數十萬待業青年工作，主持組建十三陵、八達嶺特區辦事處，主持領導全市落實私房政策工作，完成組織首都重大慶典活動和中央交辦的工作。
家庭成員
夫人：蔣 英
女兒：葉利亞 葉 燕
人物逝世
2003年3月11日19時10分，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北京市的優秀領導者，曾任毛澤東同志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原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北京市原副市長葉子龍同志（享受市長級待遇），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2003年3月19日上午葉子龍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曾慶紅、王兆國、吳儀、周永康、賀國強、王剛、李鵬、萬里、朱鎔基、宋平、尉健行、李嵐清、薄一波、宋任窮、何魯麗、傅鐵山、賈春旺、劉延東、段君毅、廖漢生、王芳、劉復之、張震等送了花圈。賈慶林、劉淇、鄭天翔、楊白冰、李錫銘等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並向葉子龍同志的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還有汪光燾、陳元、李志堅、逄先知、楊德中、田期玉、令狐安、劉源、徐錫安、丁人林、王海蓉、唐聞生、譚友林、林麗蘊、聶力、孫勇、蔣先進、何廷一、慕風韻；北京市領導有孟學農、於均波、龍新民、強衛、杜德印、陽安江等。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還有焦若愚、白介夫、楊春茂等北京市老領導。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常委會、市政府、市政協、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等，以及中央有關部門、部分省市、北京市領導、市老領導送了花圈。
組織評價
2003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配發的評論說：“葉子龍在長達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始終保持了一名普通共產黨員的光輝本色，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革命事業和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革命工作傾注了滿腔熱血和全部智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無私地獻給了黨和人民，贏得廣大幹部民眾的讚譽和愛戴，是北京市德高望重的優秀領導幹部。葉子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獻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